发布时间:2024-01-10 作者: kaiyun体育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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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杂志网络版近日撰文,详细披露了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疆”)创始人汪滔走过的艰辛创业路。文章称,汪滔是一位完美主义者,在实现自身的梦想过程中,曾遭遇过诸多挫折和失败,曾经的商业伙伴、员工甚至是朋友,由于种种原因与他分道扬镳,但汪滔依旧坚持自己最初的理想,最终带领大疆走向成功。
到目前为止,汪滔还未有过身陷囹圄的经历。他按时纳税,很少喝酒。但在今年一月份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前夕——这也是汪滔今年首次公开接受西方媒体采访——这位碰巧是全球无人机行业第一位亿万富翁的中国人却发现了自己摊上了大事,得罪了美国当局。
在距离汪滔深圳办公地大约8000英里外的华盛顿特区,一位美国政府情报人员多喝了一点酒,然后在凌晨时分拿着朋友的四旋翼无人机出去玩。由于他毫无操作经验,无人机最终消失在夜空中,经过短暂寻找无果后,喝得醉醺醺的他放弃了。拂晓时分,这架无人机被发现坠毁于白宫草坪,这件事立即引发了全球媒体的关注,负责总统安全事务的特勤局随后展开调查。
这架无人机是由汪滔制造的。今年4月,抗议者还利用汪滔制造的另一架无人机,携带一瓶放射性废料降落于日本首相官邸楼顶;此前一个月,他开发的一架无人机还被犯罪分子用来向伦敦郊外的一座监狱运送毒品、手机和武器。人们利用你的产品不断挑战法律和社会底线,这定会让大多数企业CEO如坐针毡,但这位主导全球无人机革命的低调的中国人却并不担心。
34岁的汪滔说:“我认为这些并不是什么大事。”汪滔是大疆的创始人,依据市场研究机构Frost & Sullivan的数据,大疆在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的份额达到70%。大疆随后用了一个早晨开发出一款软件更新,然后推送给旗下所有的无人机,它们在升级以后就不会再出现在华盛顿特区市中心周围15.5英里的区域内。“这件事本身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说。
去年,大疆售出了大约40万架无人机——许多是其主力机型“大疆精灵”(Phantom)系列——今年的出售的收益有望突破10亿美元,相比2014年的5亿美元增长一倍。知情的人偷偷表示,大疆的利润已达到1.2亿美元。在2009年和2014年间,大疆的销售额以每年两到三倍的速度增长,投资者还相信大疆在未来几年仍旧能保持这种统治地位。
今年5月份,大疆从Accel Partners那里获得了7500万美元投资——知情的人偷偷表示该公司在这轮融资中的估值达到80亿美元左右。大疆目前还在以100亿美元的估值实施新一轮融资,而持有公司约45%股份的汪滔的个人资产将达到45亿美元。得益于这一笔交易,大疆的董事会主席和两位早期员工预计也将成为亿万富豪。Frost & Sullivan分析师迈克尔·布雷兹(Michael Blades)说,“大疆开创了非专业无人驾驶飞行器(UAV)市场,现在所有人都在追赶大疆的脚步。”
一家公司的目标受众从业余爱好者变成主流用户,而且它在这一过程中还能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这种成功的案例在科技行业发展史上实属罕见。柯达用相机征服了用户,而戴尔和康柏则以PC产品抓住了用户的消费心理,GoPro则用运动摄影机引领科技潮流。当亚马逊CEO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承诺将用无人机送货上门时,质疑者都抱着一种嘲讽的态度,但无人机正成为科技行业的“下一个大事件”。
无人机已在大规模用于商用:在今年的金球奖颁奖典礼上,无人机实时传送航拍画面;在今年4月份的尼泊尔7.8级大地震中,救援人员依靠无人机来绘制受灾地区的地图;美国爱荷华州的农场主还利用无人机监测麦田;Facebook将利用自有无人机产品向非洲农场地区提供无线互联网接入;大疆的无人机还出现在《权力的游戏》和最新一部《星球大战》电影的拍摄现场。
如今,大疆需要用更好、更便宜的无人机来不断巩固其在消费级市场的霸主地位,继续上演“大疆精灵”系列在2013年1月份初上市时的好戏——这款无人机以679美元的价格迅速抢占了大量市场占有率。在此之前,如果你想自己动手制造无人机,而且还希望质量能达到一定的水准,那么投入一般都得超过了1000美元。
大疆目前也面临着诸多不利条件,比如说部分竞争对手的产品更便宜,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官僚作风和保守的思想。FAA全面禁止小型无人机的商用,而且不愿迅速推行对全行业有重大影响的政策。总部设在美国加州伯克利的3D Robotics就是大疆的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此公司由《连线》杂志前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创办,其团队中包括一些被大疆裁掉的员工,例如大疆北美区主管科林·奎恩(Colin Guinn)。
奎恩对自己被炒鱿鱼忿忿不平,他将大疆比作“歌利亚”,又将3D Robotics比喻为“最终战胜歌利亚的大卫。”但是,奎恩的新雇主不单单是用“弹弓”与大疆进行对抗——3D Robotics的融资总额已接近于1亿美元。
除此之外,大疆还面临着法国无人机厂商Parrot(2014年销售额突破了9000万美元)以及中国本土众多山寨厂商的挑战,他们都渴望从规模不断壮大的消费级无人机市场分一杯羹。在今年的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电子展(CES)上,数十家创立不久的公司在会展中心展示了他们的无人机产品。
汪滔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留着小胡子,头顶高尔夫球帽,掩盖着后移的发迹线。乍看上去,他绝对与一家新消费级科技巨擘的形象代言人的身份不符。尽管如此,作为大疆的掌门人,汪滔丝毫不敢懈怠,工作态度就像他2006年在香港科技大学宿舍中创建大疆时一样,依旧一丝不苟。
在将大疆打造成为类似智能手机生产厂商小米和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那样的中国顶尖品牌的过程中,汪滔可谓是众叛亲离,与曾经的商业伙伴、好友和员工决裂。但与小米和阿里巴巴不同的是,大疆或许会成为第一家引领全行业发展潮流的中国企业。正是由于这种主导地位,有媒体也将大疆与苹果公司相提并论——但对这种赞誉,汪滔似乎并不太在意。
汪滔匆匆走进办公室,而办公室门上写着两行汉字——“只带脑子”(Those with brains only)和“不带情绪”(Do not bring in emotions)。这位大疆的掌门人遵守着这些规则,他是一位言辞激烈却相当理性的领导人,每周工作80多个小时,办公桌旁边放着一张单人床。汪滔说,他之所以没再次出现在今年四月份大疆在纽约举行的“大疆精灵3”发布会现场,是因为“这款产品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完美。”
“我很欣赏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一些想法,但世上没有一个人是让我真正佩服的。你所要做的就是比别人更聪明——这就需要你与大众保持距离。如果你能创造出这种距离,意味着你就成功了。”
汪滔对天空的痴迷始于小学,在读了一本讲述红色直升机探险故事的漫画书之后,他开始对天空充满了想象。汪滔出生于1980年,在杭州长大,那个位于中国中部沿海地区的城市也是阿里巴巴的总部。汪滔的母亲是位教师,后来成为小企业主,父亲则是一位工程师。汪滔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与航模有关的读物上面——相比中等的学习成绩,这种业余爱好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慰藉。
汪滔梦想着有自己的“小精灵”——一种搭载摄像机跟在他身后飞行的设备。在汪滔16岁的时候,他在一次考试中得了高分,父母为此奖励了他一架梦寐以求的遥控直升机。然而,他不久便将这个复杂的东西弄坏了,几个月后才收到从香港发来的用于更换的零部件。
由于成绩不那么的出类拔萃,汪滔考取美国一流大学的梦想也破灭了。当时,汪滔最想上的大学是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但在申请遭到拒绝后,他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香港科技大学,在那里学习电子工程专业。在上大学的头三年,汪滔一直没寻找自我的人生目标,但在大四的时候他开发了一套直升机飞行控制管理系统,他的人生由此改变。
为了这最后一个小组项目,汪滔可谓付出了一切,甚至不惜逃课,还熬夜到凌晨5点。虽然他开发的这个机载计算机的悬停功能在班级展示前一晚出了问题,但他付出的心血并没有白费。香港科技大学机器人技术教授李泽湘(Li Zexiang)慧眼识珠,发现了汪滔的领导才能以及对技术的理解能力。
于是,在他的引荐下,这个性格倔强的学生上了研究生。“汪滔是否比别人更聪明,这我倒是不清楚。”李泽湘说,“但是,学习成绩优异的人不见得在工作中就表现地很突出。”李泽湘是大疆的早期顾问及投资者,现在则是该公司董事会主席,持有10%的股份。
汪滔最初在大学宿舍中制造飞行控制器的原型,2006年他和自己的两位同学来到了中国制造业中心——深圳。他们在一套三居室的公寓中办公,汪滔将他在大学获得的奖学金的剩余部分全部拿出来搞研究。大疆向中国高校和国有电力公司等客户售出了价值6000美元的零部件,这些零部件被焊接在他们的DIY无人机支架上。
这些产品的销售让汪滔可以养活一个小团队,而他和香港科技大学的几个同学则依靠他们剩余的大学奖学金生活。汪滔回忆说,“我当时也不知道市场规模究竟会有多大。我们的想法也很简单:开发一款产品,能养活一个10到20人的团队就行了。”
由于缺乏早期愿景,加之汪滔个性很强,最后导致大疆内部纷争不断。大疆开始不断流失员工,有些人觉得老板很苛刻,在股权分配上很小气。在创立两年后,大疆创始团队的所有成员几乎全部离开了。汪滔坦言,他可能是一个“不招人待见的完美主义者”,“当时也让员工们伤透了心”。
虽然一路走来很艰辛,最初每个月只能销售大约20台飞行控制管理系统,但由于汪滔家族的世交陆迪(音译,Lu Di)的慷慨解囊,大疆终究是渡过了难关。2006年晚些时候,陆迪向大疆投了大约9万美元——汪滔说,这是大疆历史上唯一一次需要外部资金的时刻。
陆迪被这位大疆的CEO戏称为“吝啬鬼”,后来开始负责大疆的财务工作,今天已成为该公司最大的股东之一——据《福布斯》计算,他持有的16%股份不久将价值16亿美元。另一位对大疆发展起到及其重要的作用的人是汪滔的中学好友谢嘉(音译,Xie Jia),后者在2010年加盟大疆,负责市场营销工作,同时也是汪滔的重要助手。汪滔也给谢嘉取了一个外号,叫做“胖头鱼”。谢嘉曾卖了房子投资大疆,今天他持有的14%股份预计价值14亿美元。
随着核心团队的建立,汪滔继续开发产品,并开始向国外业余爱好者销售,这些人从德国和新西兰等国家给他发来电子邮件。在美国,《连线》杂志主编安德森创办了无人机爱好者的留言板DIY Drones,上面的一些用户提出无人机应该从单旋翼设计走向四旋翼设计转变,因为四旋翼飞行器价格更便宜,也更加容易进行编程。大疆开始开发具有无人驾驶功能的更为先进的飞行控制器。开发完成以后,汪滔带着它们到一些小型贸易展上推销,比如2011年在印第安纳州曼西市举办的无线电遥控直升机大会。
正是在曼西市,汪滔结识了科林·奎恩,这是一位体格健壮的得克萨斯人,由于外形不错,他还参加过真人秀节目《极速前进》(The Amazing Race)。奎恩当时经营着一家从事航拍业务的勇于探索商业模式的公司,正在寻找一种通过无人机拍摄稳定视频的办法。奎恩曾给汪滔发去过电子邮件,询问大疆是否有解决这一个难题的办法。汪滔当时从事的研究恰恰是奎恩所需要的,即云台(gimbal),可通过机载加速计在飞行中调整方向,以便无人机拍摄的视频画面始终能保持稳定,即便无人机在飞行中摇摇晃晃。
在最终开发出一款还算不错的平衡环产品之前,汪滔至少制造了三款原型产品,虽然身边有一位实习生帮忙,但由于其能力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因此也派不上太大的用场。汪滔还想方设法将无人机的电机连接到平衡环,这样它就不再要自己配备电机了,由此减少了零部件数量和产品的重量。到2011年,飞行控制器的制造成本已从2006年的2000美元降到不足400美元。
2011年8月,奎恩先是在曼西市面见了大疆高管,随后乘飞机来到深圳,并最终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成立了大疆北美分公司,旨在将无人机引入大众市场。奎恩获得了大疆北美分公司48%的股份,而大疆则拥有剩余52%的股份。奎恩当时负责大疆北美地区销售和部分英语市场的营销工作,他很快便为该公司提出了新的口号:“未来无所不能”(The Future of Possible)。奎恩一开始与大疆总部的关系还不错。汪滔回忆说,奎恩是一位“了不起的销售员”,“他的一些想法有时让我深受启发”。
到2012年晚些时候,大疆已拥有了一款完整无人机所需要的一切元素:软件、螺旋桨、支架、平衡环以及遥控器。最终,该公司在2013年1月份发布“大疆精灵”,这是第一款随便什么时间都能起飞的预装四旋翼飞行器:它在开箱一小时内就能飞行,而且第一次坠落不会造成解体。得益于简洁和易用的特性,“大疆精灵”撬动了非专业无人机市场。
但汪滔与奎恩之间的关系却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奎恩将开发“大疆精灵”无人机的功劳全部揽到自己身上,而且还以大疆创新公司(DJI Innovations)的CEO自居——奎恩的LinkedIn页面上至今仍保留着这个头衔——这让大疆的创始人感到不满。知情人士还透露,对于与其他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奎恩往往操之过急,特别是与运动摄像机厂商GoPro的合作,如果双方合作达成,GoPro将成为大疆无人机的独家摄像机供应商。但汪滔在最后时刻改变了主意,对奎恩的建议提出反对,由此激怒了GoPro——外界现在传言该公司正在开发自己的无人机产品。
一开始,大疆只是希望“大疆精灵”能让公司收支平衡就行了,毕竟这款无人机的零售价只有679美元。汪滔说,“我们开发了一款入门级产品,旨在避免与竞争对手展开价格战。”然而,“大疆精灵”无人机不久即成为大疆最畅销的产品,令公司的收入增长了4倍,而且这一成绩还是在基本上没有任何市场投入的情况下取得的。
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产品还被销往全世界——这种趋势还延续到今天:在大疆的总营收当中,美国、欧洲和亚洲等三个地区各占30%,剩余10%则由拉美和非洲地区贡献。这恰恰是让汪滔感到骄傲的地方。“中国人总认为进口产品的质量一流,而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一般。好像我们自己的东西总是二流产品。我对整个市场环境感到不满意,想要做些事情来改变这样的情况,”他说。
法庭文件显示,2013年5月,大疆曾试图买下奎恩持有的大疆北美分公司的所有股份,他们向这位美国人提供了0.3%的大疆全球(DJI Global)股份。但是,奎恩不接受这种解决方案,并称正是北美分公司的努力才让30%的“大疆精灵”无人机销往美国。大疆并未留下与奎恩继续谈判的余地,在那年的12月份,该公司锁定了大疆北美分公司所有员工的电邮账户,并将全部客户订单重新导向中国总部。在2014年新年到来前夕,大疆北美分公司的许多员工遭到解雇,奥斯汀办事处的资产还被清算。大疆在2014年的营收达到1.3亿美元。
奎恩最终在2014年年初将大疆告上法庭,但双方最终在8月达成庭外和解,和解金额并未对外披露——不过据知情的人偷偷表示,金额在1000万美元以下,这要比大疆之前向奎恩提供的股权的估值稍多一些。(大疆对这一数字向福布斯否认,但未提供准确数据)当时,红杉资本在2014年中期向大疆投资了大概3000万美元,该公司在这一笔交易的估值为16亿美元左右。“说我与“大疆精灵”丝毫没有关系,这种观点相当可笑,就像说我是“大疆精灵”的发明者一样可笑。”奎恩说。后来,他带着很多同事一起加盟大疆的竞争对手3D Robotics。
3D Robotics也是大疆继续主导消费级无人机市场的最大威胁。此公司的总部设在加州伯克利,在一个四层楼高的办公室外的阳台上,3D Robotics的工程师们花了数十个小时对号称“大疆精灵杀手”的Solo无人机的系统代码来测试。这款在4月份亮相的黑色无人机正绕着屋顶飞行,其声音就像千只愤怒的蜜蜂集体发出的嗡嗡声。此时,3D Robotics CEO安德森在一旁解释说,如果说大疆创新是无人机行业中的“苹果”,那3D Robotics就是“安卓厂商”。
安德森很欣赏四旋翼无人机Solo的优雅和简易——这款无人机的设计灵感来自“大疆精灵”——他解释道,Solo无人机的重要的条件是软件,而不是硬件。与封闭的大疆操作系统所不同的是,3D Robotics的操作系统属于开放源,这就能够吸引研发人员和其他公司的兴趣,比如数十家正在用价格低的无人机削弱大疆优势的中国山寨厂商。(大疆向凤凰科技表示,已于去年11月开放了DJI SDK,即软件工具开发套件。)
安德森表示,如果每个人都在使用3D Robotics的软件,那么控制这一个市场的将是3D Robotics,而不是大疆。他说:“大疆刚开始创办时,制作无人机对我来说还只是一个业余爱好,大疆可以让我们欣赏的一点是,他们曾经发展非常迅速。现在我们正在进攻他们的本土市场,因此我们正在玩着‘你追我赶’的游戏。”
3D Robotics已经从高通和SanDisk等公司那里获得了融资,从而为追赶大疆做好了资金准备,同时它还将大部分产能从墨西哥的提华纳(Tijuana)转移到了深圳。奎恩如今是3D Robotics的首席营收官,他当前探索的销售经营渠道与在大疆的时候一样,并且还与GoPros达成了合作,将后者的摄像机整合到3D Robotics无人机上。
汪滔驳斥了3D Robotics所谓的成功几率。他说,“3D Robotics更容易走向失败。他们有钱,但我的资源更为雄厚,实力也更为强大。当市场规模很小的时候,我们都很弱小,但是我还会打败他们。”
在3D Robotics与大疆之间这场戏剧性的较量中,双方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改变公众舆论和软化监督管理的机构的立场。无人机既可拿来拍摄座头鲸活动和冰川坍塌的壮观视频,也可以被极端组织ISIS利用,或是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窥视邻居的浴缸。受法律保护的隐私权和安全问题使得整个社会不能张开双臂迎接无人机时代的到来,因此,监管部门尤其是美国FAA迟迟没有作出切实可行的规定。“现在天空中没有无人机,这真是不可思议,”安德森说,“当你们在谈论蓝天的机遇时,我们实际上就看到了一个。”
在深圳的办公室里,汪滔正畅想着消费级无人机行业的未来,但他的解释却不容易让人搞明白。汪滔说,自己现在就好像是在挥舞着一把有450年历史的日本武士刀,砍向一张倒霉的名片。他说,当武士刀将这张名片砍成碎片时,“日本的工匠在不断追求完美。中国人有钱,但是产品却很糟糕,服务亦是如此。如果要造出好产品,你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
大疆的产品要想达到汪滔所说的日本手工艺品的那种完美度,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汪滔公开承认,“大疆精灵”无人机“不是完美的产品”。据悉,有些机型由于软件故障曾驶离了使用者之前设定的轨道。他承认,“我们确实需要改进,”并表示公司还将扩充员工数量。大疆的技术上的支持团队目前只有200多人。(大疆向凤凰科技表示,核心研发团队已有约800人。)
汪滔还在处理形形的商业间谍活动。他断定过去两年涌现出来的一些国内无人机勇于探索商业模式的公司曾非法获取大疆的设计。汪滔还处理过两起内部员工泄密事件,其中,一位离职的员工把他们的设计图带走并卖给了竞争对手。汪滔将深圳比作一个“狗咬狗的社会”,这种环境当然会对公司的发展不利。
在深圳,就像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走过的道路一样,随着制造成本的下降,无人机将会日益成为一种日用品。市场研究机构Gartner分析师杰拉尔德·范·霍伊(Gerald Van Hoy)指出,无人机的价格肯定会下降,“有些精品会像以前一样退出市场。但是,大疆不会受一定的影响,因为他们已巩固了自己的市场地位,并获得了用户的认可。”
汪滔不想与他人分享天空,随着无人机开始向农业、建筑业和地图等商业应用领域的扩展,他下定决心要保持大疆的市场主导地位。“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发展瓶颈是,如何快速解决各类技术难题,”他说,“你不能够满足于眼前的成绩。”(编译/清辰)